第108章（2 / 2）
物价飞涨，农民受害尤重。据《中央日报》1946年4月20日社论《米价与农村》云：“有些人还认为米价上涨，纵加重市民负担，但对农村却不无裨益。……其实这种理由在目前已失时效。因为今天已经是春耕季节，广大农民早已没有余粮。他们的粮食，远在年关或春节时，已被迫出售了。如果米价再涨，贫农势必再以高价买进维持生活的粮食。农民已经被高物价、高利贷及繁重的地方捐税压得透不过气来了。如果再加以米价上涨的袭击，其所受到的痛苦，恐怕更甚于市民。”
因此，福州、海州、厦门、黄岩、临川、曲江、新浦各城市和江西、浙江、江苏、广西各省，均发生抢米风潮。1947年，则于杭州、无锡、芜湖、宣城、合肥、吴县、衢县、成都、上海、南京继续发生抢米风湖。
又“鄂省粮荒极为严重。……即平均每六人中有一个在受饥饿威胁中”。荒地已有一百三十余万英亩。至于湘南灾区，更是“野草充饥，人亡屋空”的荒凉惨况。1946年5月12日，陈之迈在联合国报告“中国饥民已增至三千万人”。实际数目，在国统区之饥民远远超过此数。1946年10月份，蒋介石统治区的饥民已达一亿。同年3、4、5月份，衡阳即饿死灾民九万人。6月份，湘省饿死三百万人；江苏省灾民三千万人处于饥饿中。河南省五月份饥民达八百万人。12月，河南、广东饥民三千万人。1947年“无家可归者约两千二百万人。”总之，蒋之农业经济基础已不存在。广大农村已是“万户萧疏鬼唱歌”的惨状。
工商业衰退和工人失业
工商业在抗战胜利后并未复苏，反而进一步陷入危机之中。
危机状况与原因是：
捐税繁多和重叠。1946年4月国民政府修订印花税，每千元贴印花税三元，“无异于营业税外一律重纳印花税三元。”；又课税重叠，“货物自运销与批发，转售与门市零售商，再售于消费者，辗转五、六手，以一货每经一手而课以一税，重叠课征不下五、六次之多。”；又营业税不分整卖、零卖，负荷，这“既不公允，对于工商业产销双方影响亦极巨。”因此，“物价无由平抑，工商业日就凋敝。”
高利贷利息暴涨：“战前一百元之贷值，以月息一分计算，需息一元。今物价较之战前平均普遍涨起约五千倍。则战前一百元之贷值，今则需五十五元。市息按月估以一角八分，计应解利息九万元。如市息按月二角四分，则需息十二万元（实际黑市高利甚有高至三、四角者），是物价之涨为五千倍，而利息之暴涨竟达五、六万倍以上。虽然骇人听闻，却为铁一般现实。” ↑返回顶部↑
因此，福州、海州、厦门、黄岩、临川、曲江、新浦各城市和江西、浙江、江苏、广西各省，均发生抢米风潮。1947年，则于杭州、无锡、芜湖、宣城、合肥、吴县、衢县、成都、上海、南京继续发生抢米风湖。
又“鄂省粮荒极为严重。……即平均每六人中有一个在受饥饿威胁中”。荒地已有一百三十余万英亩。至于湘南灾区，更是“野草充饥，人亡屋空”的荒凉惨况。1946年5月12日，陈之迈在联合国报告“中国饥民已增至三千万人”。实际数目，在国统区之饥民远远超过此数。1946年10月份，蒋介石统治区的饥民已达一亿。同年3、4、5月份，衡阳即饿死灾民九万人。6月份，湘省饿死三百万人；江苏省灾民三千万人处于饥饿中。河南省五月份饥民达八百万人。12月，河南、广东饥民三千万人。1947年“无家可归者约两千二百万人。”总之，蒋之农业经济基础已不存在。广大农村已是“万户萧疏鬼唱歌”的惨状。
工商业衰退和工人失业
工商业在抗战胜利后并未复苏，反而进一步陷入危机之中。
危机状况与原因是：
捐税繁多和重叠。1946年4月国民政府修订印花税，每千元贴印花税三元，“无异于营业税外一律重纳印花税三元。”；又课税重叠，“货物自运销与批发，转售与门市零售商，再售于消费者，辗转五、六手，以一货每经一手而课以一税，重叠课征不下五、六次之多。”；又营业税不分整卖、零卖，负荷，这“既不公允，对于工商业产销双方影响亦极巨。”因此，“物价无由平抑，工商业日就凋敝。”
高利贷利息暴涨：“战前一百元之贷值，以月息一分计算，需息一元。今物价较之战前平均普遍涨起约五千倍。则战前一百元之贷值，今则需五十五元。市息按月估以一角八分，计应解利息九万元。如市息按月二角四分，则需息十二万元（实际黑市高利甚有高至三、四角者），是物价之涨为五千倍，而利息之暴涨竟达五、六万倍以上。虽然骇人听闻，却为铁一般现实。” ↑返回顶部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