严誉成篇（一）（2 / 3）
又一个晚上，我们在浴室里做爱，做完两个人都很累了，坐在浴室的镜子前，谁也没说话。光线很暗，镜子里的我们像两团模模糊糊的雾，一时靠近，一时分开。我开了灯，坐回去，先前的雾一下就散了，我在镜子里看到他，一个清晰的，赤裸的，披着浴巾，低头点菸的形象。
他夹着菸问我：“上次的伤好了吗？”
他不信我的话似的，凑过来看我的手腕。他的头发轻轻擦过我的手臂，我的眼前升起一片灰白的烟雾。他疑惑地看我，疑惑地问：“旧的不是才好吗？怎么又有新的了？”
我笑着抓他的头发，他的头发被汗打溼了，变得好软，闻上去像雨后的青草。我说：“谁干的谁知道。”
他撇撇嘴，皱起眉头看我，将信将疑地问了句：“我力气很大吗？”
我摇头，他手上的香菸晃了晃，我看到菸头火星一闪，他也笑了：“严老闆，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啊。”
他又在胡说了。我的身上没有疤，他的身上倒有一块疤，我记得很清楚。我记得我们在四季酒店，衝完凉水澡出来，他很困，连衣服都不愿意好好穿。我过去把他的衣服塞进裤腰，他拍拍我的手，想躲，吸进一口气，却低头打了两个喷嚏。我以为他又要感冒了，伸手摸了摸他的脸，他一脸嫌弃，只睁开一隻眼睛看我。我担心他，所以我说：“又要感冒吗？”
他抽着菸，别开脸看着胳膊上的那块疤，什么都不说。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疤。后来我问过他，他和我说那是他抽菸时不小心烫到的。我没问他到底要多不小心才能烫到自己的胳膊。他看上去不愿意提起，那我就永远都不问他。
我不仅不需要时间来抹平任何伤疤，我也很久都没疼过了。小时候，我从家里的楼梯上摔下来，母亲不让我哭，要我一个人重新爬起来，我会疼；上剑道课，别人的竹剑劈到我身上，我会疼；学小提琴，俄罗斯老师用戒尺打我的手，我会疼；冬天，我跳错华尔兹的舞步，被母亲关在门外一个人反省，北风吹到我的脸上，我也觉得好疼。
我以为所有人都是这么长大的，我以为人只要长大就不会再疼了。
我不知道我的以为很可笑。
我很快长大，很快成年，就在我以为自己有了刀枪不入的能力，已经不会再觉得疼了，我看到应然擦破的眼角，看到他打着石膏的手，蜷在地上发抖的身体，我还是会疼。我不明白为什么。
这是爱吗？爱人来摧残自己？爱人来伤害自己？
爱一个人不是应该小心谨慎，不让他失望，不让他疼吗？我不知道应然是怎么爱人的，我只知道他会让我失望。他时不时就会让我觉得疼。
我在其他人的面前是人，到他的面前就成了人偶。他不用说什么，有时只要一个眼神，或者一个动作，我全身的关节就都摩擦起来，嚓嚓作响。更要命的是，这响声逐渐成为了我生命的一部分。
这么说来，应然爱过谁吗？他真的会爱什么人吗？我们会亲吻，会做爱，做爱后还会一起洗澡。洗完澡，他披着浴袍，走去外面的阳台抽菸。他弓着背，靠着低矮的阳台护栏，头发溼答答地垂下来，黏在眼角。风把落地窗的窗帘吹起来，吹到他的背上，他也不觉得冷，他就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他的头很低，目光也低，他看着漂浮在月光下的灰尘。
可能他是水，没有顏色，没有形状，他为自己营造了一种随时都能蒸发的曖昧氛围，他即停即走，他不会爱。
我从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人。
从小到大，我见过很多人。他们光鲜亮丽，风趣亲和，时时关注不同的哲学观点，对各类艺术都保有自己的独到见解。应然曾经也是那样的人。可是现在，他没有生机，死气沉沉，像从市场上淘汰下来的残次品，浑身都是裂纹，缺口，没有卖相，一碰就碎。但他不在乎，不粉饰，他脱掉衣服，给我看，也给别人看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他开诚佈公地展示自己，拍卖自己，偏偏还有那么多人不在意他的瑕疵，偏偏还有那么多人抬起头看他，凝视他，蜂拥而至。
那些人都是傻子吗？他们不懂市场的规则，没见过其他明码标价的好东西吗？我没办法不生气。我是在社会上有一席之地，掌握着一定话语权，早就对人生这门考试交上了满分答卷的成年人。我明明有能力决定自己与什么人来往，与什么人交际的……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了，我一直都有这个能力，可我为什么就是拿他没办法？
有很多次，在我思考其他人，其他事情的时候，他都一声不响地出现在我眼前，然后抽菸，散步，径直走过，当我不存在。
我去香港的那一次，是去参加一场酒会。酒会是父亲举办的，地点设置在五星级酒店的顶楼，大平层，无敌夜景。我进去的时候，听到乐团在奏自由探戈，我看到好多乔治·阿玛尼，托马斯·博柏利，也看到好多加布里埃·香奈儿，芭芭拉·霍顿。男士统一打领结，戴手錶，女士穿着精緻华丽的晚礼服，戴耳环，戴项鍊。天花板上吊着私人定製的水晶灯，灯臂是蛇形的，每隻灯泡都藏在琥珀色的水晶杯里，灯光璀璨，耀眼夺目。人人都在音乐里旋转，发光，变得繽纷，变得闪亮。有人过来和我打招呼，给我倒酒，我也和他们打招呼，给他们倒酒。酒会彷彿变成了比赛现场，我们在比谁的表现更得体，谁的笑容更贴合社交礼仪。
音乐声小了，跳舞的人少了，我清了清嗓子，开始给周围的人讲笑话。我不停地讲，他们不停地笑，不停端起酒杯喝酒。我把笑话都讲完了，库存清空，也只好喝更多的酒，听其他人讲其他的笑话。好在酒精很快发挥了作用，我们开始谈生意，谈爱好，谈国际形势，我们还谈到了之前在德国参加酒会时的见闻。我们小心翼翼，说起一个又一个话题，始终避免谈论自己。
一个伊朗人曾经告诉我，在他们的文化里，酒精是恶魔，会麻痺人的大脑，让人丢掉自我。我问他，真的假的？他拿走了我手里的酒杯，说，当然是真的。他还和我说，你喝了这么多白兰地，又在凌晨三点鐘打电话给我，一定早就被恶魔缠上了。当时我的头有些痛。我明明记得自己已经很久没喝醉过了，再上一次喝醉还是在法国的酒吧。那个晚上，我趴在桌上，不小心按到了手机里的电话号码。电话通了，那头喂了一声，我听出来了，是应然。我屏住呼吸，说不出话。他等了一阵才问，你在酒吧？我还是发不出声音。他又问，你和路天寧吵架了？我抓着手机，没立即掛断这通电话。我听着他的呼吸，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，他和我说，我去找你，你先不要睡。
酒会还在继续，乐团的人去休息室休息了，音乐一时中断，更多的嘴巴凑上来，更多的笑话从那些嘴巴里鑽出来。会场一下变得很吵，太吵了，我抓着酒杯漫无目的地徘徊，忽然好想和别人聊一聊我自己。我想聊我的童年，聊我那时犯过的错误，弄丢的玩具，聊我最喜欢的一本书，还有我用十六色蜡笔完成的第一幅画。
那幅画很简单，上面没有母亲，没有父亲，只有我和跟在我身后的一个怪物。那怪物看上去像幽灵，躲在一张白布下面，露出来的眼睛是两个黑漆漆的洞。我没有画它的手，它的脚，也没有给它画嘴巴，以成年人的角度去看，它就是怪物，因为它不是人。但它不是怪物。它安安静静地陪着我坐在花园里，不伤害我，不和我说话，我记得它是“爱”。
那是我一生中画出来的第一幅画。
我放下酒杯去找父亲。我在一圈一圈的客人中间找到他。好多花一样的裙襬掠过地毯，掠过他的皮鞋，而他举起酒杯，微笑着和他们说话。他在忙，我最好不要打扰。
可是除了父亲，我还能找谁聊一聊我的故事，聊一聊我自己？母亲吗？不，母亲不在这里。要是现在打电话给她，她会不安，会猜疑，也许还会哭。我喝得有些醉了，现在没办法安抚她。
让我想想，除了他们还有谁？我还可以去找什么人？我的身边围绕着那么多人，一定有一个人愿意走过来，和那个怪物一样，安安静静，听我说完长且无聊，没有任何意义的话。一定有这样一个人的。 ↑返回顶部↑
他夹着菸问我：“上次的伤好了吗？”
他不信我的话似的，凑过来看我的手腕。他的头发轻轻擦过我的手臂，我的眼前升起一片灰白的烟雾。他疑惑地看我，疑惑地问：“旧的不是才好吗？怎么又有新的了？”
我笑着抓他的头发，他的头发被汗打溼了，变得好软，闻上去像雨后的青草。我说：“谁干的谁知道。”
他撇撇嘴，皱起眉头看我，将信将疑地问了句：“我力气很大吗？”
我摇头，他手上的香菸晃了晃，我看到菸头火星一闪，他也笑了：“严老闆，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啊。”
他又在胡说了。我的身上没有疤，他的身上倒有一块疤，我记得很清楚。我记得我们在四季酒店，衝完凉水澡出来，他很困，连衣服都不愿意好好穿。我过去把他的衣服塞进裤腰，他拍拍我的手，想躲，吸进一口气，却低头打了两个喷嚏。我以为他又要感冒了，伸手摸了摸他的脸，他一脸嫌弃，只睁开一隻眼睛看我。我担心他，所以我说：“又要感冒吗？”
他抽着菸，别开脸看着胳膊上的那块疤，什么都不说。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疤。后来我问过他，他和我说那是他抽菸时不小心烫到的。我没问他到底要多不小心才能烫到自己的胳膊。他看上去不愿意提起，那我就永远都不问他。
我不仅不需要时间来抹平任何伤疤，我也很久都没疼过了。小时候，我从家里的楼梯上摔下来，母亲不让我哭，要我一个人重新爬起来，我会疼；上剑道课，别人的竹剑劈到我身上，我会疼；学小提琴，俄罗斯老师用戒尺打我的手，我会疼；冬天，我跳错华尔兹的舞步，被母亲关在门外一个人反省，北风吹到我的脸上，我也觉得好疼。
我以为所有人都是这么长大的，我以为人只要长大就不会再疼了。
我不知道我的以为很可笑。
我很快长大，很快成年，就在我以为自己有了刀枪不入的能力，已经不会再觉得疼了，我看到应然擦破的眼角，看到他打着石膏的手，蜷在地上发抖的身体，我还是会疼。我不明白为什么。
这是爱吗？爱人来摧残自己？爱人来伤害自己？
爱一个人不是应该小心谨慎，不让他失望，不让他疼吗？我不知道应然是怎么爱人的，我只知道他会让我失望。他时不时就会让我觉得疼。
我在其他人的面前是人，到他的面前就成了人偶。他不用说什么，有时只要一个眼神，或者一个动作，我全身的关节就都摩擦起来，嚓嚓作响。更要命的是，这响声逐渐成为了我生命的一部分。
这么说来，应然爱过谁吗？他真的会爱什么人吗？我们会亲吻，会做爱，做爱后还会一起洗澡。洗完澡，他披着浴袍，走去外面的阳台抽菸。他弓着背，靠着低矮的阳台护栏，头发溼答答地垂下来，黏在眼角。风把落地窗的窗帘吹起来，吹到他的背上，他也不觉得冷，他就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他的头很低，目光也低，他看着漂浮在月光下的灰尘。
可能他是水，没有顏色，没有形状，他为自己营造了一种随时都能蒸发的曖昧氛围，他即停即走，他不会爱。
我从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人。
从小到大，我见过很多人。他们光鲜亮丽，风趣亲和，时时关注不同的哲学观点，对各类艺术都保有自己的独到见解。应然曾经也是那样的人。可是现在，他没有生机，死气沉沉，像从市场上淘汰下来的残次品，浑身都是裂纹，缺口，没有卖相，一碰就碎。但他不在乎，不粉饰，他脱掉衣服，给我看，也给别人看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他开诚佈公地展示自己，拍卖自己，偏偏还有那么多人不在意他的瑕疵，偏偏还有那么多人抬起头看他，凝视他，蜂拥而至。
那些人都是傻子吗？他们不懂市场的规则，没见过其他明码标价的好东西吗？我没办法不生气。我是在社会上有一席之地，掌握着一定话语权，早就对人生这门考试交上了满分答卷的成年人。我明明有能力决定自己与什么人来往，与什么人交际的……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了，我一直都有这个能力，可我为什么就是拿他没办法？
有很多次，在我思考其他人，其他事情的时候，他都一声不响地出现在我眼前，然后抽菸，散步，径直走过，当我不存在。
我去香港的那一次，是去参加一场酒会。酒会是父亲举办的，地点设置在五星级酒店的顶楼，大平层，无敌夜景。我进去的时候，听到乐团在奏自由探戈，我看到好多乔治·阿玛尼，托马斯·博柏利，也看到好多加布里埃·香奈儿，芭芭拉·霍顿。男士统一打领结，戴手錶，女士穿着精緻华丽的晚礼服，戴耳环，戴项鍊。天花板上吊着私人定製的水晶灯，灯臂是蛇形的，每隻灯泡都藏在琥珀色的水晶杯里，灯光璀璨，耀眼夺目。人人都在音乐里旋转，发光，变得繽纷，变得闪亮。有人过来和我打招呼，给我倒酒，我也和他们打招呼，给他们倒酒。酒会彷彿变成了比赛现场，我们在比谁的表现更得体，谁的笑容更贴合社交礼仪。
音乐声小了，跳舞的人少了，我清了清嗓子，开始给周围的人讲笑话。我不停地讲，他们不停地笑，不停端起酒杯喝酒。我把笑话都讲完了，库存清空，也只好喝更多的酒，听其他人讲其他的笑话。好在酒精很快发挥了作用，我们开始谈生意，谈爱好，谈国际形势，我们还谈到了之前在德国参加酒会时的见闻。我们小心翼翼，说起一个又一个话题，始终避免谈论自己。
一个伊朗人曾经告诉我，在他们的文化里，酒精是恶魔，会麻痺人的大脑，让人丢掉自我。我问他，真的假的？他拿走了我手里的酒杯，说，当然是真的。他还和我说，你喝了这么多白兰地，又在凌晨三点鐘打电话给我，一定早就被恶魔缠上了。当时我的头有些痛。我明明记得自己已经很久没喝醉过了，再上一次喝醉还是在法国的酒吧。那个晚上，我趴在桌上，不小心按到了手机里的电话号码。电话通了，那头喂了一声，我听出来了，是应然。我屏住呼吸，说不出话。他等了一阵才问，你在酒吧？我还是发不出声音。他又问，你和路天寧吵架了？我抓着手机，没立即掛断这通电话。我听着他的呼吸，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，他和我说，我去找你，你先不要睡。
酒会还在继续，乐团的人去休息室休息了，音乐一时中断，更多的嘴巴凑上来，更多的笑话从那些嘴巴里鑽出来。会场一下变得很吵，太吵了，我抓着酒杯漫无目的地徘徊，忽然好想和别人聊一聊我自己。我想聊我的童年，聊我那时犯过的错误，弄丢的玩具，聊我最喜欢的一本书，还有我用十六色蜡笔完成的第一幅画。
那幅画很简单，上面没有母亲，没有父亲，只有我和跟在我身后的一个怪物。那怪物看上去像幽灵，躲在一张白布下面，露出来的眼睛是两个黑漆漆的洞。我没有画它的手，它的脚，也没有给它画嘴巴，以成年人的角度去看，它就是怪物，因为它不是人。但它不是怪物。它安安静静地陪着我坐在花园里，不伤害我，不和我说话，我记得它是“爱”。
那是我一生中画出来的第一幅画。
我放下酒杯去找父亲。我在一圈一圈的客人中间找到他。好多花一样的裙襬掠过地毯，掠过他的皮鞋，而他举起酒杯，微笑着和他们说话。他在忙，我最好不要打扰。
可是除了父亲，我还能找谁聊一聊我的故事，聊一聊我自己？母亲吗？不，母亲不在这里。要是现在打电话给她，她会不安，会猜疑，也许还会哭。我喝得有些醉了，现在没办法安抚她。
让我想想，除了他们还有谁？我还可以去找什么人？我的身边围绕着那么多人，一定有一个人愿意走过来，和那个怪物一样，安安静静，听我说完长且无聊，没有任何意义的话。一定有这样一个人的。 ↑返回顶部↑